台湾教授在学校进行地震防灾科普的经验

要进行防救灾工作的教育训练,首先必须进行风险沟通,强化风险觉察和提升风险认知

台湾教授在学校进行地震防灾科普的经验

1999年9月21日 台湾集集地震惨状,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文/单信瑜 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

首先我先简单声明,我只是经常在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进行防灾演讲的讲师,并非研究地震科学或地震工程的专家学者,同时,我对于目前国民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并不熟悉。我仅是利用自己对地震的基本认识、历年搜集的地震灾害文献与照片和科学和工程研究成果,做出演讲的材料对政府机关人员和学校师长进行地震防灾的风险沟通讲师。

而这些年来我在全国各国中小校园的防灾演讲,总数应该有一百多场了,其中大概有一半的场次是以地震灾害防救为主题,让我有充分的机会透过和在场学员的互动,了解在国中小里面老师们对于地震的基本认识和对防灾的态度。而从上述经验,我进一步整理了自己过去的防灾教育策略,并以此文分享对防灾教育的看法。

从防灾教育研习经验谈起

一直以来,我在各级学校对教师进行地震灾害防救的相关研习,都会问学员几个问题,例如:“台湾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哪一场地震?发生在哪一年?有多少人死亡?”、“台湾有多少活动断层?”、“距离本校最近的活动断层是哪一条?”、“本校所在县市或区域过去曾经发生造成重大灾害的地震是哪一场地震?发生在哪一年?灾情有多严重?”、“九二一地震有多少人死亡?”等问题,几乎都没有在场的学员答对过。

对于“台湾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哪一场地震?”我听过的答案大多数是九二一地震,也有人提到过梅山地震、白河地震,但是三、四年以来只有一位现场的学员说过“关刀山地震”。

甚至于在新竹县狮潭乡、台中市后里区、台中市神冈区这些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重灾区的学校,更是没有任何一位老师知道这重要的地震。而我自己也是在今年初造访狮潭国小时,校长告知有来自日本的师生到公墓乱草中找到纪念碑,拓下上面的文字,并带领着我去看这个慰灵碑才知道。至于在后里、神冈的纪念碑则是其他场合偶然才得知的。

回顾我自己的教育过程,即使自认为是一个土木工程的专业人士,但在九二一地震之前的我,即使已经在大学任教,我也像是前述的演讲对象一样,对于台湾的地震灾害历史一无所知。前述的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出来。

对我来说,这些年在演讲现场的互动所累积的经验,让我对照到这些年在推动校园防灾和县市政府与乡镇市区公所防灾工作面临的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在风险沟通上的困难,而呈现出来的就是学校师长与家长和各级政府灾害防救相关业务人员对灾害风险认知极度偏低。

多年前,当我刚开始接触校园防灾推动的相关工作和基层地方政府防灾工作的时候,我有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学校教职员和基层公务员都不重视防灾。我可以想出很多形容词来描述他们,例如:“没有风险意识、不懂灾害的可怕、不重视学生或民众的安全、不愿意负起应负的责任……..”甚至于更难听的描述,像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我认识的许多人还继续在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他们所接触过的学校教职员和基层政府公务人员。

不是不重视,而是没人教我们正视

可是最近以来,当我和一些伙伴们深入校园去演讲,到各级政府去讲习,不断地经过访视、访谈和他们接触,并且听其言、观其行之后,让我对很多自己过去的印象改观。实际上,有许多人已经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为防灾工作付出了许多。上至县市首长、局处长,一直到乡镇市区长,下至公所灾防办约聘雇的职员,或是学校的校长、主任、组长一直到代课老师。

那么问题在哪?我可以明确地说,过去我们和基层的教职员和公务员的“沟通方法”不对,“沟通内容”也不对。当彼此间没有很快地有效建立起基本的共同价值来延续之后的沟通(包括态度、知识、技能的传达或训练),那么无论是研习、演讲、座谈、访视,不仅都将是无效的,甚至于有可能造成负面的效果。

问题也不在态度是严肃还是轻松,我们可以诙谐、也可以不苟言笑,这些需因地、因人制宜,交互运用。关键在于需秉持一个信念:所有在场的人,都可能因为这一场演讲或访视而改变态度;进而影响更多人,更愿意投入防救灾的工作,透过有效的减灾、整备、应变、复原,让很多人可以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或者快速恢复安和乐利的生活。

没有哪个人是我们无法改变或影响的,只有我们努力不够、方法不对。要改变别人之前,我们要先改变自己。当我们要他人“易位思考”之前,我们自己必须先“易位思考”。就像是看到某些自诩为防灾专家的人且曾经为高权重的人,不断指责社会不重视防救灾,开始批判起社会大众和政府体系时,我也只能说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当我们掌握话语权时,如果不能以足够的、充分的科学证据和灾害历史数据来佐证自己的态度和理论与指导,光是拼凑堆砌出看似宏观的空中楼阁,终究无法从根本打动人心,甚至于指出他们可以立即着手从自己可以做起的行动;其结果必然是落入怨天尤人的恶性循环。

带入情境思考的防灾教育

反省个人过去经验,我发现,要进行防救灾工作的教育训练,首先必须进行风险沟通,强化风险觉察和提升风险认知。因此,当我在各级政府单位和学校的防灾研习中,不再是以讲授“灾害防救法令与体系”、“地区灾害防救计划检讨与编撰”、“校园灾害防救计划编撰”、“校园灾害管理”等为主要内容,而是以台湾的历史灾害和灾害情势切入,包括:九二一地震、新竹-台中地震以及其他的历史地震,或者是莫拉克风灾、纳莉风灾、八七水灾或其他历次台风对于当地造成的灾情,或是再加上以日本在东日本大震灾、坂神淡路大震灾的灾情和处置来作为演讲主题时,我发现以历史灾害来让听众进入灾害情境,进行风险沟通,然后再谈灾害防救工作,则是相对较能达到效果的。

因此,我的做法会是在这些演讲中采用了许多郑世楠教授整理的历史地震资料,并引用马国凤教授团队做的台湾未来地震危害度的预估。穿插了九二一地震、0206美浓地震的灾害照片;设法从地震历史、带到地震工程、地震科学,再带入地震灾害管理、防救灾作为,是较容易让听众了解地震灾害全貌和防救灾工作的内涵与重要性的。不过这样的内容往往需要两、三个小时以上,才能够稍具完整性。

鉴古知今是防灾教育的良好素材

就个人经验来说,地震灾害的教育需要先针对学校的师长着手。抛开在基础教育中已经有的科学内容,用大量的历史资料,甚至于纳入包括日治时期“昭和十年台湾大震灾记念画报”的照片,以及“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灾志”、“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灾志”的数据等,以及郑世楠、叶永田教授等分析与汇整的相关资料,才可以让现场的听众进入当时地震的情境,并了解台湾地震的频率与规模和不确定性超乎他们的想像。

回过头来思考,这些老师们和防救灾业务人员们,一样都是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完成国民教育,但是他们对于台湾的灾害历史却几乎一无所知。对于灾害风险的认知仅及于个人或家人经历的,因为缺乏灾害历史知识,所以媒体上报导的国外灾害也并不会让他们产生内在连结。所以,我个人认为要提升台湾民众的防灾素养,最重要的不只是各种防救灾的避难疏散程序,最重要的是灾害历史。

非常感谢马国凤教授邀约撰稿,让我有机会整理一下个人在近年进行演讲的经验。希望这些浅薄的经验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让更多真正的地震科学与工程专家,以及在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灾害的学者专家,能够一起搜集并精炼出更好的资料作为国民教育的教材;同时也能够一起来参与学校师资培育或研习的课程,也参与对政府官员或一般民众的演讲。希望透过更多人的努力,更能够深化全国民众的台湾灾害风险意涵,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资源在个人或社会的灾害风险降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工作上。

(本文授权转自 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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